神效、神奇的“千金丸”自发明至今，把当年的绝症脑囊虫病变成完全可医之疾，从而拯救了数以万计鲜活的生命，造福了数以万计家庭。
数十年间，围绕这个神奇药丸的故事与传说也在民间流传。在迎接祖父诞辰10周年的前夕，我回忆整理了部分鲜为人知的和我亲历的事情，公之在此，以飨读者。
千金丸的由来时空要穿越到公元年初秋。
辽河岸边的通辽显得很有生机，中心大街中段更显繁华，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座落在路南的第二中医联合诊所门前更是川流不息。当地人都知道，这个门面不大的私人联合诊所里藏龙卧虎，有通辽“四大名医”中的两位中医师苑荫芳和赵文全。他们医术之高超、医德之高尚远近驰名。不仅在百姓中口碑极佳，而且解放后在国家首次统考中成绩优秀。在数百名参考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中央人民*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和副部长傅琏章（毛主席首席保健医）盖了印鉴签发的新中国第一批“中医师许可证”。当时获此殊荣者可谓凤毛麟角。他二人强强联合，自然会吸引大众前来就医。
一天下午，苑副所长的诊室里来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他来得并不晚，可是却不急于就诊，一再谦让他人先看，他坐在候诊椅上观察着。直到快下班没有别人了，他才坐到就诊凳上向苑老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病史。
此人姓陈名福贵，男，38岁，汉族，通辽市水利局一般干部。因工作需要而常下乡吃百家饭。两年前在洗澡时偶然发现身上有六个小疙瘩，不红不热，不痛不痒，也就没在意。后来就出现了抽羊痫风的现象，犯病前没有任何先兆，经常是突然不省人事，跌倒在地，曾摔伤过头部，昏迷时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若咬伤舌则吐血沫，几分钟后抽搐停止，陷入昏睡状态，醒后头晕，乏力，周身不适，休息后恢复如常人。初始阶段间歇期较长，此间无不适，后来间歇期缩短，发作频繁，偶有连续发作，致使整日头昏脑胀，而且体力也大不如前，也打不起精神来，连上班都坚持不了。曾四处投医，先后到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天津医大和哈尔滨医大。先诊断为“癫痫”，吃药效果不明显。医院、医院，把身上的疙瘩切除作病理诊断为“囊尾蚴病”，即老百姓说的“人长痘了”。说抽风也与之有关，是“脑囊虫病”的症状。医生说：“皮下囊虫可以手术切除治疗，但不能解除症状；而脑囊虫因为无法确定其部位和数量，因此手术也做不了。当前，全世界还没有治疗这个病的药物和其他办法。”医生让他回家想吃啥就吃点啥。这让他的心顿感冰凉，这不是宣判死刑了吗！
陈福贵说：“不知道前辈子做了什么孽，让我得这种遭罪的绝症”？在回家的火车上，我绝望了，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准备跳车自绝的时候，却被身旁的一位老者拦住了。这时才发现老者身材虽不高，却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颏下一绺长须，有仙凤道骨之气。老者对我语重心长地说道：“年轻人，万事都想开些，天无绝人之路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好吗？”我说：“叫陈福贵。”他让我重复了一遍后说：“好！太好了，你的名字告诉我，你是个有福之人，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会遇难成祥，诸事定会有贵人相助的，你千万不要干傻事。不要光想自己，也不能只看眼前！”老者之言，让我思绪万千。我想到我上有老母，年已花甲又体弱多病；下有嗷嗷待哺的小儿和正在读书的女儿，老婆没有工作，却有气管炎和胃病。一大家人全靠我一人的工资养活。我若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也就彻底完了……我真得活下去呀！火车到站的刹车打断了我的思路。在我准备谢谢老者的忠告时，却见老人家已下车走了，大恩尚未言谢，颇感遗憾。
回到通辽，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很多人都推荐找您，说您是咱通辽最有名的名医，医道高，心善良，擅长治各种疑难杂症。当年在防治鼠疫、霍乱时立过功、受过奖。请您千万千万要救救我，救救我这一家子。说完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
坐在对面一边认真听他陈述，一边仔细观察的苑老起身让他免礼，自己心中却起了波澜，他看到面前这位不到40岁的壮年男子，却是苍老虚弱羸瘦，其含泪的双眼、期待的眼神和那让人同情的话语，令人语塞，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安慰，应付一下，推脱了事也无可厚非；婉言拒绝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他确实对“脑囊虫病”闻所未闻。但是老人家转念又想：医生怎能让满怀希望而来的患者失望，甚至绝望而回呢？医生道义和责任能允许吗？自己的良知能允许吗？今后还能心安理得吗？想至此，苑老先生镇定地说：“世上无不治之疾，世上有矛就有会有盾。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首先你要有信心和耐心，不能心灰意冷，更不能放弃。今天你来找我，虽说是给我出了道难题，但也说明你对我的信任，既然如此，我必须实话告诉你，我行医几十年，中医医典我可以说看遍了，可是没见过‘囊尾蚴、脑囊虫’这类词，它是西医名词，坦白地讲，今天我只能按中医方法诊察一下，我再详医院的病历资料。你得容我去查书阅案后根据我的经验来琢磨、研究一下，我看看能用什么方药来治你这个顽症。我尽快想办法，但你千万别着急。说不定咱们俩能闯出一条路来，创造人间奇迹也未可知。”说完他娴熟地按着中医的四诊和十问对患者的起居、饮食、嗜好、旧病及家人健康状况进行了深入了解。知其家族中并无类似病人，而他本人在农村曾吃过“米糁子猪肉”，还曾经打下过绦虫。检查时全身发现皮下有六十六个囊虫结节，分布在头颈、胸背和四肢，如花生米大小，其表面光滑无粘连，按之如珠，触之不热不痛，质地硬韧、提之不起。病人神疲焦虑、面色晄白，舌胖有齿痕、苔白薄，关脉滑弱。
诊查过后，苑老说：“对你的病症我心中有数了，但我不能匆忙草率地给你处方，我必须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研究、斟酌，过三五天你再来，好吗？”
苑老那信心十足的话语和真诚而坚定的态度有如定心丸一般，让陈福贵感觉遇到了贵人，听了福音一样释怀，脸上的愁云顿时消去大半，连声说：“好、好、好！那就拜托了，无论将来结果如何，我先代表全家谢谢你老人家。”说完，起身又深鞠一躬，然后告辞了。
苑老先生看着他满怀希望离去的背景，自己的心却沉重起来，又如悬在云雾之中，迷茫而放不下。他在想，面对这个陌生的痼疾，知之甚少，医院已经“判决”了；在熟悉的中医典籍中也未见过，到底该怎么办？脑海中出了个大大的问号，萦绕不去。
对于年近六旬的老人来说，面对如此全新的难题，他完全可以一推了之，那很简单，又无任何风险，也无损他名医形象和声望。可是当他想到患者“身”与“心”双重的痛苦煎熬，患家面临困境那凄惨的景象时，他感到“恐怖”。想至此，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做为“仁医”的职业使命感及同情心令他不能漠视。更何况已经答应患者给想办法，无论是出于安慰，还是出于“缓兵之计”，从来言而有信的他对谁都言必信，行必果。同时，他想到自己不能辜负*的教导和信任以及给予的荣誉，必须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和民众。“解患者之痛”是自己学医的原动力和初衷，怎能忘却；而自己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也正是来源于患者的康复！医生的担当就在于救死扶伤，医生没有权力放弃任何一位病人，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就有义务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救治。医生没有权力承认“绝症”或“不治之症”；向病魔投降是医生之耻，是无能和无志的表现。身为白衣战士，要立大志，有能力向死神和病魔挑战，也要向自己挑战，要对得起民众赋予的“白衣天使”的光荣称号。他想起了药圣医贤孙思邈的教诲：“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亲友怨善，华夷愚智，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
在古今贤达思想的开启指引下，他仿佛找到了方向，知道自己的下一步该怎么走。决心在无路的荒原上做一名拓荒者，要披荆斩棘去踏出一条新径来。正当他想到从何处起步时，他大孙子来找他回家吃饭了，这时他才发现天已大黑，下班好久了，走廊里空无一人，整个诊所只有更夫了。此刻才发觉胃肠已在抗议地鸣屈了。
回到家，家人因“饥不可耐”而先行用过晚餐了。因为他经常下班晚，而且没准时，他也习惯一人独自补餐。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今天他匆匆吃完饭，漱了口就回到卧室兼书房去，关起门来，找出几本线装的，有点泛*和磨损的医书，像似寻宝一样在搜索。他的眉宇间忽尔凝聚，忽尔舒展，家人惯例不去打扰他，直到东方天际露出鱼肚白，他才困倦地歇息了一会。如此一连几天夜以继日地把他的藏书翻了个遍，有的还反复看了好几遍并做了笔记。
几天过去，老人原本不丰满的面颊有点塌陷，白睛上有了几条血丝。老伴心疼地说：“都快六十岁的人了，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啊！”他只是点头称是。而此时单位有的人冷言冷语地说“鸡蛋碰石头不自量力”、“异想天开，不知天高地厚”等风凉话，他只是一笑置之。终于有一天，家人发现他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猜想他一定是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宝贝”。
经过重读经典，加上自己几十年的临床经验，他渐渐梳理出了头绪，心中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方案：根据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的治则，决定从控制其主要症状癫痫发作入手，减轻患者的最大痛苦和最大威胁，从而增加患者信心，解除其心理压力负荷过重问题。
苑老决定以“加味济艰汤”来止抽搐定惊痫。我们可以套用一句老话叫“苍天不负苦心人”和另一句俗语“病治有缘人”。药物对症了，自然会有效。陈福贵服了几剂药后，癫痫发作减少、减轻了。这用陈福贵的话来说就是“奇迹”，绝处逢生的他看到了转机，自然喜出望外。而苑老先生并未满足和沾沾自喜，因为他深知：控制症状，仅是治了表症，而实质性疾病——“脑囊虫”才是“本”之所在。但在翻阅的中医书籍文献中根本没有“囊虫”这一说词。在“史无前例”的情况下只能采用“辩证论治”大法，试着将脑囊虫病的“症”归类来破解。经过认真比对，反复推敲斟酌后认为：“囊虫病”与“结核”、“痰核”、“流注”可类比。
“结核”在《医宗金鉴》外科篇有载：“此症生发于皮里膜外，生结核疙瘩，结如果核样，坚硬不痛不痒，由风火气郁结或湿痰郁滞，结聚不散，凝滞而成。”在《证治准绳》一书中刘河间云：“结核，乃火气热甚则郁结，坚硬如果之核也，不须溃发，但热气散则核自消。”又朱丹溪云：“结核或生在项，在颈，在臂，在身，皮里膜外，不红不痛，不硬不作脓，多是痰注不散，问其平时好食何物，吐下后用药散核。”《古今医鉴》中载：“结核者因痰注而不散，郁结坚硬如果中之核，或在胫肋，或在手足，或在头额，或在臂，或在腋如肿*，不红不痛，不作脓，不必溃发，但令热气散，则核自消。”
对于“流注”，在《医宗金鉴》中记述：“盖人气血每日周身流行，自无停息，或因湿痰，或因瘀血或因风湿或因伤寒汗后余*，或因欲后受寒，稽留于肌肉之中，致令气血郁滞不行。”诸方书云：“流者流行，注者住也，发无定处，所在可生……。”薛立斋在《证治准绳》中云：“流注之症，或因饮食不节，劳倦脾胃伤损，或因房劳阴虚、阳气凑袭或营气不从逆于肉里，或因腠理不密，外邪客之，或因暴怒伤肝，或郁结伤脾，或湿痰流注不散，皆因气血凝滞而成。或生于四肢关节，或生于胸腹腰臂，或结块，或漫肿，或作痛，皆元气亏损所致也。”
对于“痰核”，在《沈氏尊生》中痰症门里记载：“证由湿痰流聚成块，凝结于皮肤中，多生于项间颈部，亦有生于臂肩背者，不红不肿，不硬不痛，亦不作痒、化脓、推之软滑……。”
在查阅西医寄生虫病学和内科学书籍后，知道脑囊虫病是由绦虫的幼虫囊尾蚴寄生于人体所致的疾病。由此而联想到中医文献中的记载：“白虫又名寸白虫，白虫相生，子孙繁多，其母转大长至数丈。”《奇效良方·诸虫门》云：“九虫皆由脏腑不实，脾胃俱虚，杂食生冷，肥甘油腻卤脏等物……或食瓜果与畜兽内脏遗留诸虫子类而生。”
对于病人抽搐发作恰如《内经》中《灵枢》篇有“癫瘛”、“癫厥”之名了。丹溪与河间认为：无痰不眩，无火不晕，痰涎上冲脑髓，时而不得下行而反上，阻断经络之路，而致四肢厥冷，僵仆卒倒、口吐涎沫，抽搐不省人事。《济生方》书中指出“癫痫发作则旋晕颠倒，目眼相引，目睛上摇，手足搐搦，背脊强直，食倾乃醒。”元朝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中说：“癫症……发则头旋颠倒，手足搐搦，口眼相引，胸背强直，叫吼吐沫，食倾乃苏。”
在大量复习与学习中，苑老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对该病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心中有数了，应对之策也随之欲出。他发现中医宝库中确有无尽的奇珍异宝，只是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或称有眼不识金镶玉罢了。学习尚待深入，研修尚待加强，方能参透其真谛，领悟其实质，进而才能解决疑难问题。
在弄明白了“脑囊虫病”的病原是“寸白虫”的“子孙”客于人体或脑髓而引发的一系列病状后，病因病机也就清楚了，其主要方面是：或因饮食不洁，损伤脾胃，或因肥甘不节胃中积热，或嗜寒冷伤脾，脾湿胃热，虫得湿热而生，痰由湿热而化，痰气流注人的皮里膜外，聚为结节；流注至脑髓而致厥、癫痫。
在治疗上治本的立法自然应遵循《内经》“热者寒之”、“坚者软之”、“结者散之”法则，采用“清热杀虫，消痰利气，软坚化结，活血化瘀”的大纲为主，又考虑到“久病则虚”的规律，辅以“扶正祛邪”之品是为更妥。
方略虽定，用药处方也不能草率，既要有效，又要安全、无*副作用，还得考虑针对慢性病的长疗程，故必须顾及价格宜低廉，为普通民众能承受才行。
用药以雷丸、槟榔、皂角刺杀虫消积（中医“追虫取积”之意）；取金银花、牡丹皮、柴胡清热解*；以贝母、半夏、陈皮、昆布、牡蛎等化痰消积，理气燥涩；用乳香、没药、赤芍、川芎、甲珠等通瘀消坚；而以*芪、当归、枣仁等补气养血、扶正、安神定志、控制症状。诸药配伍治本治标兼顾，不失全面。
常言道“功夫不负苦心人”，陈福贵用了苑老的汤药，不仅症状缓解，而且囊虫结节也一点点发生变化，由硬变软，由大变小，由多变少，历经半年时间，癫痫完全控制，66个皮下结节全部消失。陈福贵携妻子儿女到诊所表示感谢，苑老先生也为自己的努力有了超出想象的结果而感到庆幸和欣慰，同时对祖国医学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升华和崇敬，也为自己从事的工作而自豪。
其实更欢欣鼓舞的莫过于陈福贵了。他被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逢人便说、逢人便讲，成了活的宣传广告。闻知者也对这史无前例的创举大加称赞，口口相传，成为佳话。
不几时，同类的病人纷至沓来，其中不乏一些社会名流乃至*要等重量级人物。比如通辽市第一中学贾校长，内蒙古著名作家耐勒图，哲盟盟委组织部田部长，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赵钧一少将和长春08医院外科主任倪子武等也都相继慕名而来，用药后都获得了满意疗效。在“名人效应”的推动下，通辽有位治疗脑囊虫病“神医”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的脑囊虫病患者万里迢迢投奔而来，四面八方的脑囊虫患者云集通辽小城。
一九五六年，响应*府号召，改私为公，第二联医院（医院）。苑荫芳老先生任中医科主任兼脑囊虫病研究所所长，并开设囊虫病床，接待来自祖国各地的患者。
别看此时苑老已六旬高龄，但其思想开明进步，毫不保守。对于不能住院的和将要出院的患者，他把油印好的处方，毫无保留而且无偿地送给患者，并嘱咐回原地继续照方抓药服用。极大地方便了外地患者，受到患者交口称赞。
一九五七年的夏天，内蒙古自治区保密局主要负责人亲自从医院，把苑老先生找到李院长办公室，非常严肃地说：“苏联科学院院士瓦洛托夫的女儿娃蒂莲娜患了脑囊虫病，他们国内无医无药能治疗该病，写信求助于我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辗转找到自治区，听说苑先生擅长治此病，特来索药。”接着又说：“据了解美国国务卿也罹患该病，正苦于无法医治呢。美国与我国无外交关系，又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的药方绝不能让他们弄去。从即日起，治脑囊虫病的药方列入国家保密项目。从今以后药方不得外传。门诊和出院病人也不许给了。而且要改变剂型，从汤剂改成丸剂。给苏联药丸的说明书上只写几味主要药，后边加个‘等’字即可。致于‘丸’药的名称，由你们来确定，定了后不得轻易更改了。”
听了保密局领导的指示后，苑医院针灸科上班的长子苑广令共同商议给丸药取名之事。最后敲定为“千金丸”，其寓义为一则是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有名训：“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是病重患者，视其身为千金躯也。二则首批药丸将寄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女儿——千金小姐是也；三是当初答应为第一位患者想办法，一诺千金，不曾失信于人也。
“千金丸”诞生了！成了治疗脑囊虫病的专用药，也成了通辽市的品牌和名片，远播海内外。
自“千金丸”面市至今六十年，跨越两个世纪，经过苑氏四代人接力式传承努力，在苑老的弟子和同事们的参与和鼎力支持、协助下，不断研究、改进、去粗取精，提高疗效，又不断总结，借鉴西医检验手段，提升科技含量，使之日臻完美，达到性价比高的要求。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文化大革命十年间苑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资料残缺）千金丸为十万多患者解除了痛苦，恢复了健康。
“千金丸”曾荣获吉林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和内蒙古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及哲里木盟科技成果一等奖。
对千金丸的评价可引用原哲盟科委主任严春生的一副对联“千金良方荫泽济百姓，百岁寿星芳名传千古”。
千金丸与劳模据我市自由撰稿人胡志国先生报道，年通辽市辽河旅社职工臧其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授予“全国饮食服务业服务标兵”称号；同年臧女士又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府授予的“学习雷峰标兵”称号。两项嘉奖表彰她在工作之余热心为患病旅客服务的模范事迹。
年金秋，一位黑龙江农民带着8岁的医院治疗脑囊虫病，住在辽河旅社。医院当时生产的治疗囊虫病的特效药——“千金丸”因患者多和部分药材（如甲珠）紧缺，供应不足，生产数量受限，因而只好采取控制给每位患者开药的量。严重短缺时每天仅能供应六、七位患者每人一个月的药物（大约是丸药）。而每个患者的一个疗程最少是六个月，又不能间断。因此患者吃了这个月的药就没有下个月的药，患者本人或医院排队，甚至排一整夜才能拿到一个月的；又不能连续排，只好长住旅社等药。而当时正值秋收季节，俗话说三春不如一秋忙，家里农活无人干，父子俩在旅社坐吃山空，经济负担也成问题；回家吧，下月还得来，往返路费也是个不小的数目。更要命的是若因其它事来不了，药如果接续不上，孩子治病的大事就会耽误了，害怕前功尽弃……
父子俩咳声叹气，臧其珍看在眼里，主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顿生善意，对病人的父亲说：“大爷，如果您信得过我，你们就回家吧，以后也不用来了，买药的事我包了，买回来我寄给你们，我保证准时寄到，绝不耽误治疗，无论多长时间我保证不间断。”老汉听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愣了半晌才如梦方醒，一把抓住臧其珍的手激动地说：“姑娘，你积德啊！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啊……”当天，老汉便领着儿子返回黑龙江。这8岁的小患者就成了臧其珍第一个义务寄药对象。好事传千里，不翼而飞传遍四面八方。此后，臧其珍热心当义工，热心助人，有求必应地为外地患者寄药成了她的第二份工作。医院、邮局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她全心全意地为不认不识、甚至都没有见过面的人服务的事迹传出后，全国各地求助邮购“千金丸”的信件，从四面八方像雪片一样飞到她工作单位——辽河旅社，她从不拒绝；她非但分文不取，而且有的还要贴补不足。她这个默默无闻的志愿者的工作一发而不可收，坚持干了5年，从未间断。她为14个省、市、自治区的数百名患者义务寄药，大部分患者都已治愈，获得新生。有的人病愈后专程到通辽来感谢她。而更多的是她始终不曾谋面的，仅凭书信往来者，即使如此她都热情地回复，鼓励和安慰病人，从而成为陌生的好朋友。
据不完全统计，经臧其珍之手寄出的“千金丸”累计有多副，药费达数十万元，节省的差旅费、食宿费也得数十万元；医院、邮局的路程达8千多公里；她贴补的挂号费、包装费、邮寄费和药费达数千元，相当于普通职工当时两三年的全部工资。
她对自己的行为感到自慰，她常说：“能有机会帮助别人是我的幸运。首先得感谢‘千金丸’这个有神效的奇药，是它给我创造了机会；其次得感谢外地患者对咱通辽人的信任；再者要感谢我家人对我的支持和理解。”
有如此思想境界之人，当选为全国标兵应是名至实归、理所当然了。
年的一天，通辽火车站候车大厅里，身着工作服的值班员陈淑英和往常一样，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巡视着。偶然间发现一名中年妇女，她面色苍白，垂头丧气地显出满腹心事和痛苦的神态。见此情景，小陈出于职业习惯上前轻声询问：“大姐，您是不是不舒服？有啥事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那位旅客上下打量了一下后，道出了原委。她是齐齐哈尔车辆厂的工人叫王淑华。不知咋的就得了脑囊虫病，到通辽来求医，医院要求一个月取一次药。而自己家中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没时间，可病还得治，大夫说耽误了病会加重的，这真叫人左右为难、没有办法呀！听了王淑华的叙述，陈淑英说：“大姐，不是我套近乎，咱们应算都是“老铁家”的人，你如信得过我，就当我是你的妹妹，把你的详细地址留下，医院给你排药，再寄给你。有方便车捎给你也成。保证不误你用药治病。药钱我也可以先垫上，你收到药或再来复查时给我都没问题。”听至此，王淑华转忧为喜，握住陈淑英的手，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她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连声说：“谢谢，你真是个大好人，是我的好姐妹呀！”于是她二人商定了取药日期和寄药方法。后来为了省时、省钱，陈淑英与“齐齐哈尔——北京”途经通辽的列车联系好，只要到了约定的日子，不管是她当班还是休班，也不管是风天还是雨天，夏天还是冬天，3年不间断地给王淑华捎寄“千金丸”。
年，完全康复的王淑华给通辽火车站写了一封热情洋溢、充满真情的感谢信，并送来一块牌匾。
陈淑英四年如一日坚持为旅客无偿服务的动人事迹在报纸、电台报道后，在铁路系统和社会上反响强烈，轰动很大。慕名求她代购代邮“千金丸”的患者越来越多。这占去了她大部分业余时间，她丈夫心疼地劝她要注意休息，她却说：“我这样忙点、累点，可是心里滋润、舒坦。”
不图回报的陈淑英得到了社会、单位和上级领导部门的一致好评。她曾被铁道部授予“火车头奖章”和“全国路风建设先进个人”，被沈阳铁路局命名为“优秀共产*员”，被内蒙古自治区及通辽市授予“十佳服务标兵”称号。
千金丸与“罪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千金丸”发明人苑荫芳因“地主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离审查和批斗，医院“牛*蛇神”隔离室里反省，写检查和随时听候传唤或接受批斗，过着罪犯般的生活。
后来由于外地来的脑囊虫病患者较多，绝大多数又是专程奔着“千金丸”发明人而来，其他人给看有点不放心和不甘心。外地的“革命群众”或“革命干部”医院“革委会”说出心声，提出强烈要求。在形势所迫下，院革委会决定让苑老大夫半日出门诊，半日“受审”，并声称这是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面子上，也属落实“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措施”，给“罪犯“一个为人民服务立功的机会，并要求他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否则罪加一等、严惩不怠。
出门诊的半天里，起初有造反派在一旁监视，后来见苑老大夫规规矩矩认认真真地看病，从来不说与疾病无关的话，造反派也就渐渐地放松了。苑老战战兢兢，时时紧绷的心也轻松了一些。
可是，有一天上午刚上班不久，革委会的一成员来到门诊，大声说：“苑大夫，先别看病了，跟我来一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苑老大夫的心又悬起来了，乖乖地跟在后面。一进革委会办公室的门，他被惊呆了，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镇定了片刻，确认面前有个带着手铐和脚镣、面如死灰的中年“犯人”站在屋中，几个荷枪实弹的狱警站在其身旁。医院革委会副主任、造反派头头说：“苑大夫，你听清楚了，这是个有3条人命的杀人犯。他说几年前得了脑囊虫病有癫狂症，是经你给确诊的，吃过“千金丸”，因嗜烟酒和经济问题，没吃多少药就停了。两个多月前的一个夜晚，他偷偷地窜进邻居家，用菜刀把正在熟睡的三人全部砍死，只有这家的主妇去妹妹家串门在外地未归而幸免于难。杀完人后他竟然回家呼呼大睡，直到警察去抓捕他时他还像没事人一样。审问他，他却矢口否认、抵赖。经警方现场勘察和足迹认证，以及他衣服上血迹检验，已认定作案凶手就是他，已是铁证如山差不了的，准备提起公诉，可他的律师提出他没有杀人动机，而且是个脑囊虫病患者，曾经有精神失常的历史，要求做司法鉴定。罪犯交待说你给他诊治过，今天找你作个证明。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是大非问题，是原则立场问题。你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地说，否则对你也不客气，罪上加罪，后果不用我说了。”说完又送过去一本毛主席语录让苑老大夫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念完语录，年过七旬的苑老大夫走近“罪犯”进行诊查（应说似侦察）后，警察把犯人押到走廊去了。苑老讲起了几年前在门诊的一个特殊病例：那是深秋的一个上午，门诊来了一对夫妻，男子口中有酒味，粗声大气，不知礼数；而妻子对他呵护有加，讲述了他的病史：原本挺好个人，结婚后有了个可爱的儿子，他嗜酒如命，又每酒必醉、醉后就失态，变成另一个人一样，无缘无故发脾气，打人摔东西是家常便饭。但要睡一觉就没事了，又和好人一样，对我母子关爱、对双方老人还挺有孝心，和邻里的关系也不错。最近情况有些变化，身上起了好些疙瘩，还常抽羊角风，性情变化也很大，动不动就说要弄死我们娘俩，让人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求大夫好好给治治。
苑老还记得是先给病人驱下一条绦虫，确诊脑囊虫病后开了一个月的“千金丸”和三副“济艰汤”，可是此后患者及家属就再也没来过。
苑老大夫对革委会副主任说：“我看的病人都在门诊手册上有详细记录，科里门诊日志上也有登记，都可以查。”
押解“犯人”的狱医说，门诊手册早让他撕了卷烟抽了。他是戒不了烟酒，家里没钱了，才不再看病取“千金丸”的。
苑老无奈地说：这就难怪他的病情恶化了。他身上的囊虫结节无法计数，推测他脑子里的囊虫数也少不了。根据我的经验，此人患有脑囊虫病应无疑问。至于和杀人犯罪的关系，我从医学角度上讲认为可能有关系，但我只是讲“可能”，因为西医书籍上说脑囊虫病的三大主症是①癫痫②高颅压③精神失常。其精神失常时的行为是不自知的、不可自控的，所以发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性。从中医角度看也是如此。病人可发癫、痫、狂。狂者失常态、如醉如痴、言语有头无尾、秽洁不知、毁物伤人……可见脑囊虫病人犯病时的行为怪异，作出不可思议的举动完全是可能的。
苑老大夫最后强调说，要确认此案与脑囊虫病的关系，我建议做脑电图，可以确定病灶之部位所在；而进一步还可以做4小时动态脑电图，可以观察脑电变化与病人症状的关系，也可以让他“饮酒”做诱发试验，看脑电波变化加以分析。但通辽目前尚无这种设备，医院去。当然也可以用药物治疗，以观察前后变化来推断，但那得较长时间。
听了苑老的分析，警察同志连连点头，让苑老在案卷笔录上签了字。
这个经历让老人家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每次忆起此事，心中都是另一番滋味。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看守所的警察来给这个“犯人”买“千金丸”。苑老说：“在看守所他必须戒烟酒，服药效果肯定好。”这个预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了。
又过了好长时间，经法医、司法鉴定和庭审、法院做出“无罪”判决。在宣判后的次日，“犯人”，不，应叫“病人”和他妻子来开药，并说病情好多了，身上的囊虫结节开始减少了，精神症状也减轻了许多。苑老对他说：“你病好了，大家都高兴，坚持治疗完全可以康复。但我得多说一句，别嫌我老头多嘴。你有病伤人性命虽然是无心之过，法律宽恕不予追究了，可是，你以后如何对待受害人的遗属，是对你良心的考验啊！”他夫妻二人几乎未加思索地说：“请苑大夫放心，我们会按法官和警察教育的那样去赎罪，善待和补偿人家老太太。我们商量好了，回去就把老人家接到我家，像自己老人一样恭养，直到送终，绝不差样。”这时苑老的脸上绽放出难得一见的灿烂笑容。
后来他们再来取药或复查时都忘不了向苑老汇报善待那位不幸中万幸的老人的近况。当得知她们相处融洽像一家人似的，苑老高兴地说：“这就对了”。
年苑乃昌大夫在出专家门诊时，接待了一位派出所的民警。说他们近来接到了一个小商店女老板报案，有个“流氓”常以买烟为名，隔三差五到小商店去，常常对女老板不是挤眉弄眼，就是目不转睛地凝视，有时还不怀好意地笑个没完，嬉皮笑脸像挑逗人家。我们派人去“蹲点”观察，发现果真如此。但是同时也发现，不知他有所警觉而有所收敛，还是怎么的，发现他有时也不那样，很正常，而且即使不正常时，也没有其他举动，仅仅是脸部表情异样而已。经我们侧面了解，此人并无前科，但听说他得过脑囊虫病，领导派我们来找你，看有无此人病历，另外更想请教一下“脑囊虫病”人可以有这种表现吗？
通过查找门诊登记和保留的确诊病历，证实了确有其人。而且是通过血液化验和头部CT及皮下结节病理切片等结果确诊的。病历上记录有“继发性癫痫病——精神运动性发作”。
听至此，民警似懂非懂地说：“您能说得详细点吗？”
我解释说：所谓“癫痫精神运动性发作”也叫“颞叶癫痫”，属于癫痫分型中“复杂部分性发作”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型癫痫发作的病人表现复杂多样，可以有意识障碍或伴有意识障碍，并可有精神症状，包括感知、情感、记忆等异常，还可有错觉或幻觉，也可有“自动症”而出现挤眉弄眼、咂嘴、强笑等，甚至可能有人格解体等异样表现。此型癫痫发作时是不自知，和无法自控的，持续时间长短各异。
我认为在案中所说“痴笑”应属此症的表现，是一种病态，而非故意或有歹意、敌意，当是“无意”。但极易引起误会、造成矛盾。若说清楚了，消除误解就好了。我要强调的一点是必须让患者和家属知道利害关系，应抓紧治疗和护理，否则病情加重可能转变，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
民警听了我的解释后知道那位是病人不是坏人，他那“不正当”的笑是“犯病”，不是“犯罪”。
后来民警同志如实地告知了女老板，女老板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太敏感了，麻烦民警好几天。又说没想到还有这种怪病，从来没听说过。
过了不久，患医院找我，说民警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这才知道此病能闹出这么大动静，他们竟全然不知。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患者在恍然大悟后，如梦初醒地说：“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不明白是哪儿出了问题，单位的女同志怎么越来越与我向远，好像我有传染病似的都有意躲着我，原来问题出在这儿呀！”他夫妻二人疑惑地问我：这病怎么这么怪？得怎么治？
我告诉他们：脑囊虫病的临床表现是非常复杂的，影响的因素太多了。我将其归结为两个方面，即“人”和“虫”的问题。就是说脑囊虫的症状是因人因时而异，同样的病情，在不同人身上反应不一样；而在同一个病人身上，不同时期会有不同反应。这不仅取决于疾病的不同阶段（与囊虫的生物学状态相关），而且与病灶的部位、数量有关，而更重要的是病人的素质、体质、精神状态不同，表现也会有差异。我曾见过一位老人，头部CT显示脑实质内弥漫性分布有无法计数的囊虫病灶，而且绝大多数是存活期的，不可思议的是他一点脑部症状也没有。还有一些人无症状，是在体检或查其它病（如脑外伤）时发现有脑囊虫病的。这种情况称作“隐匿型”或“哑型”亦即“无症状型”。而个别病人癫痫发作频繁，脑症状特明显，并且MRI仅显示只有一个囊虫性小脓肿，甚至CT上只有一个钙化灶。
至于脑囊虫引起的癫痫发作类型更是变化不定，可有全身性大发作和局限性发作；还有发作持续时间上也不同，有的仅持续几秒钟，自己和他人可能都发现不了的“失神小发作”；而连续性发作时可持续数小时，甚至数日不等；还有“植物性癫痫”也称“内脏性癫痫”或“间脑性癫痫”，以自主神经引发症状体征：有以头痛或腹痛或牙痛为唯一表现的，甚至有“眼型癫痫”；而诱发癫痫发作的原因也五花八门：有“反射性发作者”，可由“声”或“光”诱发，还有饮酒、疲劳或情绪变化引发的，也有所谓周期性发作，在觉醒睡眠周期或月经周期发作的。总之，复杂多变是癫痫的表现特点。这就要求医生有高度的警觉和敏锐的洞察和对病人详细的询问，方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否则就可能疏漏而造成不应有的误诊。
在治疗上更是要先分出“原发性”与“继发性”，对像脑囊虫之类引起的“症状性癫痫”，控制症状是“权宜之计”，而治疗囊虫是根本，而“千金丸”在治本的同时，有标本兼顾之效。
听了我如数家珍般详尽的解释，患者惊奇而激动地说：“啊呀！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病态万千，怪象百出，我这只是其中之一呀！多亏有了“千金丸”，赶紧给我们治治吧。”
在经过一年的治疗后，病人痊愈后到门诊来表示感谢，他说：“谢谢专家！谢谢名不虚传的“千金丸”！能遇见名医名药真是我们的福分啊！”
千金丸与家庭脑囊虫病是个发病缓慢、病程迁延较久的寄生虫病。
在上个世纪中叶，检验手段匮乏时，误诊的事件屡见不鲜，即使确诊了，当时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给病人和家庭带来的痛苦可想而知，由此引发家庭悲剧也不难想象。因病致贫和因病离婚，甚至因病致伤人命的惨剧也时有耳闻。
“千金丸”这个专治囊虫病的中药，给患者治愈疾病的同时，不知又挽救和成全了多少个家庭。
我曾接待过一位患者，是女性，姓王，当年9岁，结婚年，尚未生育。其爱人姓陈，30岁。她二人的婚姻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俩人是从小学到中学的同班同学，可谓青梅竹马，相识甚深的。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后，因双方“门不当、户不对”家境迥异而出了变故。小王的父母是下岗职工，而小陈的父母都是公务员。因而小陈的父母不同意二人结婚。可是痴情的小陈抱定“非小王不娶”的决心，不顾家庭反对，与小王背着父母，竟自租房子草草结婚了。见生米煮成熟饭了，小陈的父母只有默认事实，被动接受之。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婚后一年，小王患了脑囊虫病，时而有癫痫发作。好强上进的她工作受影响不说，家庭生活、甚至夫妻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小陈对小王关爱有加、百般呵护反让小王的压力倍增、负担日重。而婆婆听说后把儿子叫回家去训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是老人最有力的武器，而“癫痫会遗传，将影响子孙后代”成了老婆婆的杀手锏。老太太劝儿子“夜长梦多、要当机立断、长痛不如短痛”，“别因小失大”，“要为后代着想”等等“语重心长”、“入情入理”的话，让儿子小陈陷入了矛盾重重、左右为难的困境。
一个两情相悦、恩爱和谐的家庭出现了危机，面临着考验。
知情达理、善解人意的小王了解了情况后，含泪让小陈别再犹豫了。她不愿拖累别人，更不想让心爱的人为自己牺牲幸福和未来。她不愿背着自私自利的包袱去面对老人。而深爱着她的小陈说：“那你就忍心让我背上自私、无情寡义的包袱吗？我以后怎么面对你，怎么面对世人和自己的良知？”说完二人相拥而泣。
他俩先给我戴高帽，忽悠完我后严肃地问道：“脑囊虫病能治好吗？癫痫能控制吗？癫痫会遗传吗？要孩子的风险有多大？”
从她俩的话语和眼神中，我体悟出他们的需求，也能懂得她们对我的信任和期待。我当然得尽我所知，如实坦率地向他们说明。我说脑囊虫病在上个世纪50年代前是个无方无药可医的顽疾。自从有了中药“千金丸”，脑囊虫病被攻克了，不再是“不治之症”了。到了80年代，我们又引进了西药和先进的检查诊断技术，使得确诊率和治愈率都有了新的提高。小王的病症在我看来属于中等程度，既不能说轻，但也不算重。因为从她的头部CT、MRI上看囊虫的数量不多，只有几个，只是因为囊虫的部位都在大脑皮层而引发癫痫的几率较大，尤其是在劳累、紧张、情绪波动时更易发作。近来病情加重与心情变化等因素有重要关系。我相信改善心态，休息好了，再服用“济艰汤”和“千金丸”，我虽然不能打保票百分之百能治好，但90%的把握还是有的。而且小王年轻，没有其它兼症，又无吸烟、饮酒等不良嗜好，这都是治愈的有利因素。
关于要小孩的问题，我告诉他们目前不适宜要。因为癫痫发作较频，怀孕对母子都不利，会增加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千金丸”的禁忌症中即有妊娠一项。我也郑重地告诉你们，治愈后是完全可以要孩子的，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
至于癫痫的遗传问题，因为脑囊虫病引发的癫痫属于继发性癫痫，我们也称其为症状性癫痫。它与到目前为止尚未搞清楚原因的原发性癫痫不一样。当引起癫痫的脑囊虫病治愈后，引起脑部异常放电的病灶被清除了，癫痫就不会再发了。而至今对原发性癫痫的治疗仅限于控制症状的发生，而非根除。至于认为原发性癫痫有遗传倾向，当脑囊虫病治愈后，其癫痫自然不会再发，也不存在遗传问题了。
听了我的解释，小夫妻俩激动得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一样，拥抱在一起，小王更是热泪盈眶。我不忍心地劝阻他们，尤其是小王还不可以过于激动，只要相信科学和祖国医学就能给他们更多惊喜。
从那时起她开始遵医嘱按时服药，按时复查。恰如我所料，病情恢复得非常顺利。一年后复查MRI和血液化验都正常了。出于谨慎在他们要求下又服了四个月的药。
大约是又过了一年半的光景，他二人抱着个又白又胖，特招人喜欢的大胖小子来看我，小王说：“若不是您治愈了我的脑囊虫病，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和这个家呀！另外再告诉您个好消息，我公公婆婆买了大房子，我们搬到一起住了！谢谢您给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听了小王的话我欣慰地说：“要感谢你就感谢千金丸吧，没有它的疗效，我也是爱莫能助啊！”他二人连声说：“对、对、对，感谢千金丸的神功！”笑声在诊室内萦绕很久，很久。
千金丸与*治生命年，我在通辽县钱家店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一天，院里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指名道姓找我给治疗脑囊虫病。说特殊，一是这位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白净的面庞，高耸的鼻梁上架了一付副“时代”不协调的墨镜，显得另类，与众不同；二是与之牵手而来的50多岁的长者，衣着打扮也非同一般，既时尚又庄重，举止文雅，谈吐不俗，很有气质，颇有风度。用当地人的话说“很有派”。
经仔细询问得知，这位长者是阿尔山林管局的书记。年轻人是其爱子，叫芦德芳，乃科右前旗大石寨公社*委书记。芦德芳上任后工作顺风顺水，成绩卓著，受到上级重视，被列入重点培养对象。正在踌躇满志之时，不给做主的眼睛出了状况，视力有如夕阳西下，越来越暗淡。当地弄不清楚，转诊到哈尔滨、长春、沈阳。最后确诊为“脑囊虫病”引起的慢性颅内压增高症，继发性视神经萎缩。现在左右眼的视力仅为0.1和0.06了。不仅工作受影响，而且日常生活也严重受影响，出门走路都要有人牵手而行。
我还了解到，这位年轻的*员干部，身为公社*委一把手，工作常在农村第一线，要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常与农牧民同吃、同住，不经意间感染了绦虫卵，继而罹患了脑囊虫病。有一段时间曾头疼、恶心，他未介意，依然坚持工作。直到视力严重受损、影响工作了，才引起重视。
医院确诊后给用甘露醇和激素等降颅压，头痛一度缓解，却有反复，而视力无改善，还出现了激素的副作用。更令人不安的是医生说“脑囊虫”解决不了，病情即使缓解，也是暂时的，有复发甚至恶化的可能性。医生建议做“去骨瓣开窗减颅压手术”。在医院他们见过做了这种手术的病人，头上鼓起两个大包不说，病根依然存在，纯属治标不治本。有位大夫介绍他们到通辽找苑大夫用“千金丸”试试，他们就抱着有病乱投医的态度来通辽了。
我对芦德芳进行了常规检查，发现皮下有十几个囊虫结节；而眼底检查则发现视神经乳头苍白，周边有水肿和几个小点状出血，表示颅压仍高。
面对这位年轻有为的*员干部的特殊病症，我在考虑如何治疗。虽然我潜心向爷爷学习，治愈了一些脑囊虫病，其中也有一位与之年龄相仿的妇联主任，她是“开窗减压”术后来的，也不伴有视神经萎缩。而芦德芳的视力近乎零，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也心中无底。该怎么办？收，还是不收？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有余悸和阴影是自然的。尽管从“黑五类子孙”和“臭老九”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给“革命接班人”治病可非同寻常，治好了皆大欢喜，治不好可怎么收场？瞬间我又想到：大医院都推手了，我再推手，把他推向何方？这个年轻人的心情肯定……想至此，我感到医生的责任不容许我袖手旁观，我无权推脱，该担当时就得担当啊！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我想起“救死扶伤”和“下定决心……”“无限风光在险峰”等语录，决心一试。
我坦诚地把自己无治疗“眼疾”经验的实情如实告诉了芦氏父子。他们表态说那咱们就“从头越”去“争取更大的胜利！”他们还特意声明，大医院都没办法了，你就放开手脚治疗。既然视力近乎“0”了，那你就从零开始。你别有顾虑，我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能正确面对现实，也会正确对待一切的。老书记在引用毛主席语录“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而共产*最讲认真”之后强调“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芦德芳则坦言甘愿为医学做奉献，任我一试，并声称保证全力配合我，哪怕失败也无怨无悔。其言铿锵，其情诚恳，他们的真诚、坦荡、无私无畏让我感动。我答应他们一定以愚公移山的志气，白求恩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去“送瘟神”、“缚苍龙”。
幽默诙谐的芦德芳兴奋地说：“那我这个‘前途无亮’的就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了。”说得大家会心地笑了起来。
在查阅了一些书籍后，我决定采用中西医结合、针灸与药物并用的综合疗法施治，同时加大了“千金丸”的剂量。恰似古人所言：吉人天相。在芦德芳身上出现了奇迹，他的病情有了转机，老芦书记回单位安心地“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小芦书记的爱人带着儿子来陪护。病情和心情一样，一天天好起来了。
我想*员干部、尤其是当书记的，对“*治生命”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关切吧，也许是出于其*治责任感或社会责任感吧，所以在接触中芦德芳书记时常问及我对于入*问题的态度。我也如实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重点是“地主”家庭出身，曾使我初中毕业前入团受阻的经历与心结，文革中家人的困境，尤其是结婚后爱人受株连，一度失去*籍和工作等等。我虽然申请过入*，但不敢抱希望。唯有做好本职工作，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耐心地接受组织考查与考验，力争无愧我心和不负*恩。说到我要报答*恩，绝非客套话，而是我的肺腑之言。因为年我十二指肠溃疡引发失血性休克，生命垂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是两位*的干部，一位是被打倒、靠边站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卫生局老局长李发同志，另一位是蒙古族*员干部，“六二六办公室”负责人业喜同志，另外还有一位造反派头头贺胜安同志，是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抛弃“派性”歧见，为我献血，挽救了我的生命，我才有今天。此大恩大德，不仅我今生今世不忘，而且我会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
还有我爱人单淑珍的*籍和工作能平反落实*策而双恢复，其中要感谢一位我不认识却知其名的*的老干部——通辽酒厂的周明义书记。他在听说单淑珍被“双开除”只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他认为不符合*的*策。在“整*”时，他自动找到县委组织部鸣不平，要求实事求是，认真落实*的*策。这无疑是在暗中帮助了我们。我们后来得知时感激涕零，为*的老干部无私地主持公道，按*的原则、*策办事，由衷地感谢和敬佩，从而加深了我对*的热爱与向往。
听了我的话，芦德芳点头表示赞同。后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要放下包袱，在努力工作的同时要积极主动靠近组织，找*员同志谈心，交流思想，有机会也应向镇*委汇报思想和工作，让组织了解你。当然，他也曾严肃地批评我那“想当*外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幼稚病是自我封闭，也是逃避组织教育的托词，指出我必须向前看，要自觉地、主动地去申请接受*的教育和经得起组织考验才行。
他在批评我之后，又通过他特有的亲和力及人脉，向卫生院*支部乃至镇*委成员反映我的活思想和工作实际。
我认为是这位年轻的*员干部把我带上*治生活的正轨。
经过近一年的治疗，他的两眼视力恢复到0.3以上。出院时还念念不忘叮嘱我“要相信群众，相信*”，要坚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后来听说芦德芳被提拔为科右前旗副旗长，工作出色，受到好评。
而我在年5月获得了*治生命，成为一名共产*员，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夙愿，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否则，我的人生轨迹肯定是另一个样子。
我常想，是“千金丸”的魅力把芦德芳吸引到我身边，让我有机会为之服务，而他的*治魅力教育和感染了我，也治愈了我的“*治自闭症和幼稚病”，为我后来获得*治生命功不可没。
我们医患双方互相为医为患，彼此有针对性地互治互助，实现了各自的愿望，成为美谈，传为佳话。
我想，当下我书写这段“传奇”，也许对改善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有所补益，增加点正能量。
千金丸与市场经济“千金丸”这个疗效确切的中药丸诞生于建国初期计划经济的年代，当时的计价考虑的主要是社会效益，根本没有“成本”核算之说，更没考虑什么科技含量、智力投入等无形资产在内，当时尚无“知识产权”一说。其价格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固定在一个低位上，贫下中农等劳苦大众是能承受的，正如群众的评价：“千金丸”是物美价廉的百姓药，因此在有的报纸上称赞“千金丸”为“天下第一丸”，赞誉其性价比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医药界也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与囊虫病相关，最先受到影响的是“驱绦灭囊”工作。在计划经济年代，这项工作的经费大部分由食品公司、肉联厂、屠宰厂提供，免费发放驱绦药物，收到非常好的效果；而在经营管理模式由公有转变为私营、自负盈亏后，其经济核算、资产管理等随之改变，投资方向也发生了改变，行*主管部门又不能硬性摊派，就使得各地驱绦灭囊办公室这个原本靠“赞助”生存的编外机构“断奶”了，没有财源就没了活动经费，渐渐销声匿迹，成为历史了。
在市场放开之初，由于监管力度跟不上，甚至缺失，致使少数唯利是图的不法商贩低价收购“囊虫猪肉”（俗称“痘肉”或“米糁子肉”），违章在市场上销售，一度引发人们的恐慌，出现过“谈肉色变”的“恐肉症”。在媒体曝光后引起国家领导层重视，多个部门联合下发文件，严加管控，人们才渐渐恢复对市场的信心。
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打起了“千金丸”的主意。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在出囊虫病专家门诊时曾不止一次地接待过来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患者，说在当地吃过“千金丸”，可是没什么效果。我细问后才知道有一位不到40岁的男医生，号称是“千金丸”发明人苑荫芳老先生的“关门弟子”，信誓旦旦地声称得到了真传，所用的“千金丸”绝对货真价实云云。
听了介绍后，我笑着告诉患家：“你们上当了。一是这位“关门弟子”的年龄就不够格，苑老先生最小的弟子都快六十岁了，他还不到40岁，见没见过苑老都不好说。二是苑老的弟子我全熟悉，至今都在通辽，无一外出者。所以你们说的那位肯定是‘假冒’的。”我又说：“凡是自吹自擂、拉大旗做虎皮的，说绝对话的，你就要加小心了，不可轻信。”
与此相似，就在“千金丸”的故乡通辽也出现了某私人诊所的一女医生，也治疗脑囊虫病，这本无可厚非或加以排斥，可问题是在向患者介绍时竟然说药方是苑家正宗的“秘方”，医院的“千金丸”效果还好，还大言不惭地说她是老苑家的媳妇……而我苑氏族人中从医的“媳妇”仅有远在包头，早已退休的我的婶婶，哪还有他人？
我不想把这乱象归咎于市场经济惹的祸，因为在经济改革初始阶段，曾有些好心人、聪明人力劝我们苑家申请“千金丸”专利，并说这是保护知识产权，又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并可以杜绝社会上的“侵权”行为等等。
然而我苑氏族人考虑的是：祖父当年发明“千金丸”完全是为了患者，虽历千辛万苦，但绝无图利之目的。在证实有确切疗效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祖父，毫无保留医院和患者。后来成为保密方，那是国家行为，并非祖父本意。我们是“千金丸”的传承人，尽管市场经济成了主流经济，但是我们无意变更祖父的初衷：贡献社会，实惠患者，别无他求！
至于社会上、市场上出现“假冒”的“千金丸”，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不赞成，不支持，不追究”；但前提是：要合法，不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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